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新一輪”意味著財稅體制改革必將是大力度、系統且全面的。推進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要立足當前經濟運行的現實矛盾，適應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要求。

健全現代預算制度

預算制度直接關乎財政治理效能，全面規范透明、標準科學、約束有力的預算制度是保證財政政策有效貫徹、財政體制穩定運行的基礎性支撐。黨的十八大以來，預算制度改革持續推動，現代預算制度建設初見成效，但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同時，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財政運行都將處于緊平衡狀態，必須保證財政資源配置“好鋼用在刀刃上”，預算資金安排必須集約高效。因此，要健全現代預算制度，提升財政管理效能。

一是“強統籌”。要加大財政收入統籌力度，加強財政“四本預算”的銜接與政府性資源統籌管理。要大力優化支出結構，優先“三保”支出，大力壓減無效、低效支出，嚴控一般性支出，推動零基預算改革，破除支出固化格局。

二是“重績效”。要完善績效指標體系，優化評價規則，增強績效評價結果科學性。同時，加強績效結果應用，根據績效評價結果安排或調整項目預算，強化績效約束，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三是“立標準”。要大力推動預算支出標準化改革，在健全公共服務保障標準體系的基礎上，因時因地、分檔分類、動態化地設立預算支出標準，并將其作為預算編制的基本依據。

四是“信息化”。完善預算管理一體化系統，貫通中央與地方預算管理各個環節，促進財政部門與業務主管部門信息共享，支撐績效管理與預算管理深度融合，提高各級政府預算管理規范化和標準化水平，推動預算管理現代化。

五是“嚴監督”。要不斷完善財會監督體系和工作機制，加大財會監督力度。不斷擴展預決算公開范圍，優化公開形式，提升預算透明度，發揮多種監督方式的協同效應。

優化稅制結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完善稅收制度作為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任務被深入推進，增值稅、消費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環境保護稅等稅種的制度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稅收制度現代化特征不斷顯現。在此基礎上，黨的二十大報告著重強調優化稅制結構，旨在進一步推動稅收治理能力提升。優化稅制結構，仍要以稅制建設為載體，通過稅制要素的科學設計與不同稅種的合理搭配，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實現收入、效率與公平三大目標的平衡。

首先，保證收入目標，即保障充足的稅收收入，確保財政職能有效發揮。特別是在財政運行壓力持續加大的背景下，實現收入目標更為重要。在稅制結構優化的過程中，保證收入目標意味著保持宏觀稅負基本穩定，并在這一前提下進行有增有減的結構性稅制調整。

其次，講求效率目標，即進一步增強稅制的效率屬性，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一是突出增值稅稅收中性，減少對經濟活動的干預。要積極推進增值稅“三檔并兩檔”改革，延長增值稅抵扣鏈條，最大程度保證資源配置效率。二是結合當前消費水平，調整消費稅征稅范圍和稅率。可考慮將高檔藝術品、私人飛機、高檔服務、塑料制品等納入征收范圍，引導合理消費。三是協調稅制建設與稅收優惠的關系，加強對創新的支持力度。當前，我國稅收對于創新的支持多以稅收優惠為主，在基礎稅制設計中少有對創新的鼓勵。例如，可借鑒西方國家實行資本利得稅的經驗做法，區分持股時間長短，規定長期股權投資適用較低的稅率。此外，要提高稅收優惠的精確性，由支持“創新主體”向支持“創新行為”轉變。

最后，強調公平目標，即增強稅制調節收入分配的能力，健全以所得稅和財產稅為主體的直接稅體系。一是完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要進一步將經營所得，以及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等財產性收入納入綜合征收范圍，并通過加強對高收入行業和高收入群體的稅收監管，增強個人所得稅收入調節功能。同時，可考慮增加專項附加扣除項目，合理設置扣除額度，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的負擔。二是結構性調整增值稅稅負。為減少增值稅的累退性影響，可考慮將減稅效應向低收入群體傾斜，對在這一群體消費結構中占比較高的食品、衣服等生活必需品采取增值稅零稅率；對影響其生活成本的電力、自來水和熱力等，在保證基本稅率不變的前提下，允許其以較低稅率繳納。三是在長期范圍內逐步增加財產稅的規模。財產稅涉及財富存量，是西方國家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稅制手段。應穩妥推動房地產稅落地出臺，增強稅制的再分配功能。

理順政府間財政關系

歷次財稅體制改革都繞不開政府間財政關系的調整。1994年分稅制改革重構了政府間財政關系格局，重點規范了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圍繞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我國進行了多領域的系統性調整，同時在全面“營改增”后重新調整了增值稅收入劃分改革方案。根據黨的二十大報告以及2023年全國財政工作會議的安排部署，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將側重從完善轉移支付體系入手來理順政府間財政關系，并著眼于地方財政運行壓力，逐步健全地方稅體系、適度優化中央與地方政府債務結構。

一是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近年來，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規模持續攀升，2023年已突破10萬億元，接近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一半，在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中占據重要地位。日漸清晰的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也為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提供了良好契機。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重點在于明確不同類型轉移支付的功能分類：一般性轉移支付要聚焦地區財力均衡，力求穩定增長、減少限制、科學分配；專項轉移支付要聚焦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力求強化激勵、定向精準，退出競爭性領域；共同財政事權轉移支付聚焦事權的有效履行，力求事權、支出責任與財力相適應。此外，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還要不斷優化轉移支付分配辦法，合理評估地方財力差異、事權履行成本差異、稅基與稅收差異，實現區域均衡并形成有效激勵。

二是健全地方稅體系，培育地方自主稅源。近年來，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大規模減稅降費和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等因素影響，地方財政收支矛盾凸顯，財政運行處于緊平衡狀態，健全地方稅體系更為迫切。健全地方稅體系，需要培育地方自主稅源，形成穩定的地方自有收入，同時賦予地方適當稅收管理權。在地方稅體系建設中，社會各界對房地產稅寄予厚望，然而其開征難度大、復雜程度高，出臺尚需合適時機。現階段仍需依賴以共享稅為主的收入劃分模式，可根據地區稅基、人口、消費能力等因素，進一步完善共享方式及比例。同時，積極穩妥推動消費稅后移征稅環節，由生產環節征收逐步調整為批發或零售環節征收，并將其下放地方，在完善消費稅制度的同時充實地方自主收入。

三是適度優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結構，緩解地方財政壓力。去年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建立同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政府債務管理機制，優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結構。地方隱性債務問題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事權、支出責任與財力的不相適應。防范與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短期內可選擇以成本更低且周期更長的中央債務緩解地方財政壓力，即中央適度增加債務占比，然后通過轉移支付給予地方財力支持。但長遠來看，地方隱性債務風險的化解，需要借助于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調整、政府債務管理機制的完善以及財政與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合。